是个到处跟人吵架的藏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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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温和地笑:“加措。” 至此,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没人杀他。 我也明白了他食指关节为什么有茧——多半是老象牙佛珠磨的。 虽说我们信仰的不是这边的宗教,但细究起来,我们的文化本就多数起源于中国,所以大家谁都不想碰那个晦气。 放了又不行。 战争漫长无止,长官死了一轮又一轮,他如此好看,总有胆大的想试试他是什么滋味。 亵渎神灵。这听起来就让人兴奋不已。 现在我面对面坐在石床边沿,不清楚该如何给他行礼,或者该不该给他行礼,我的指尖微微发麻,于是落荒而逃。 我蜷在军帐篷里的通铺,听着战友类似飞机轰炸的呼噜,一夜无眠。 白天照常到来。 清晨的风满载着昨夜的凉气。 中队长的口臭愈发严重,他整个人闻起来像会移动的十八层地狱。 在他面前,有个破衣烂衫的老汉卑微地躬着腰,两手举着一张纸条,纸条颤巍巍地抬了抬。 我认得那老汉,是我们前阵子抓来修地道的苦力。 地道昨天刚刚修好。 中队长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摸出他领军饷的印章,印在在那张纸条上,他的手指贴着纸和印章相接的部分仔细按压,确保名字能清晰地出现在那张纸上。 老汉跪地磕头,感恩戴德。 事出反常,我快走两步追上老汉,管他要他手里的纸条。 “皇军!皇军!”一开始他还不想给我,跟随我的军曹立即用枪口顶住他的脑袋。 我拿到了那张熨帖得一道折痕窝角都没有的纸条。 纸条上用日文写着:“此人残暴狡猾,请杀掉他!” 怪不得中队长愿意给他盖章。 拿着这张“通行证”,路过哪个部队都不能通行。 我撕了那张纸,给他重写了一张:“此人是良民,请放行。” 我注视着老汉的背影。 心里并不觉轻松。 放走了一个,放不走的是十个,一万个,十万个,一百万个。 上级下来了命令,原地休整半月。 我从最北方的满洲帝国跟随部队一直到了最南。 一旦停下来,我就会瞎想。 一旦瞎想,轰炸的飞机、冲天的炮火、敌军的骑兵队就会齐齐对准我。 闭上眼是地狱,睁开眼一看,果然是地狱。 我喝醉了酒。 我有预谋地喝醉了酒。 我的脚带着脑子不清醒的我去了尼庵的院子,左手第一间。 见到加措我才明白,我也不例外。 总有胆大的想试试他是什么滋味。我也不例外。 可是我喝得太多,眼前的人影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六个…… 我的膝盖很痛。 我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已经跪在石床前,头迷迷糊糊地撞向石床,被一只手垫住,我的眼泪顺着那只手的指节一段一段的流淌下去,我说:“我想回家。” 飞机的轰炸似乎停了下来。 我眼皮沉得要睁不开,嗓子也疼得快冒烟。 白天,我把自己的响牌烟塞给中队长,问了无关痛痒的问题,最后才转到我真正好奇的问题上去。 “大队那边,有没有说过当时是怎么抓的那个和尚?” “和尚?”中队长拧起眉毛琢磨了一会儿才明白,“你说的是左手边第一间对吧?” 我的手心微微渗出汗珠儿,想咽口水,但忍住了。 “本来那藏族和尚好好待在庙里念经,谁会去招惹他?”中队长说,“他念经的庙窝藏了支那兵,这还不算,这和尚还送支那兵去江对岸,支那兵刚过去,他就割断了渡桥铁索,到现在咱们还没把桥修好。” 中队长如此轻描淡写,而这简单的几句话却在我的脑子里掀开滔天巨浪。 掀得我的魂魄跟着跌宕翻涌。直到浑身酸臭的中队长抬起他的手肘戳我的胸口,我才回神。 他问:“你试过了没有?” 我看向他,他便贱兮兮地笑:“去试试,很爽的。不要怕那些有的没的,如果真有什么东西显灵,我们怎么还站在这儿?” 事实证明,中队长有一张乌鸦嘴。 休整的这半月没能过完——我的国家投降了。 无条件投降。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即将成为战俘。 新四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几个部队的残兵跪成一排要剖腹。 领头的小队长一刺刀扎进自己的小腹,他的脑门迸出一条条蚯蚓形状的青筋,但整个人就僵持在那个动作,不动了。 我有点想笑——刺刀的方向竖着扎进去,错了。刀刃不横着朝内,就无法横着剖开他自己。 我和剩下没胆量自杀的小子一同成为战俘。 正巧赶上了风大,天色都被吹得焦黄。沙子糊住眼睛,有人对我们举起枪,叫我们转过身去。 背对着枪口再好不过,因为我对枪口的形状感到厌恶。各种各样的,勃朗宁、三八大盖、捷克式……我们的、美军的、中国人的。 “砰!” 枪响了。 空旷,沉闷。是驳壳枪,中国人管它叫“自来得”。 枪没打在我身上,我没看见哪个战友倒下。却听见中气十足的吼声:“我看谁敢杀战俘!” 转回头,首先注意到来人军服上有不少块补丁,逆着光本来就看不清楚人脸,这军官的帽檐儿又盖住一小半。 所有中国兵站得溜直朝他行礼,我这才恍然,穿这么破的人居然是这里最大的官。 并不是所有的枪都放下了,其中有一个最小的中国兵,看起来十四五岁,或者更小,他眼睛里含着泪,没到淌下来的地步,就那么恨恨地盯着我,又看看他的长官。 补丁军官把少年兵的脑袋搂进怀里:“咱不杀战俘。” 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rou的人。又和我们不大一样,我们总是以“粮食有限,防止暴乱”为由杀光战俘。 他们不杀。 我们要被押送到临时的关押地点。 我看了下跪在我身边的战友。 人并不齐——至少中队长就不在这。 我开始慌了。 我隐约猜到他要去哪里。 对中队长来说,尼庵里的,不是人,是罪证。 “请等一下!”我大喊,随即就被长枪抽在后背上。 “请等一下!”我举高两条手臂,等这些中国兵齐刷刷看我,便指向东南方向的尼庵:“尼庵里有你们的人!” 补丁军官走过来,先是狐疑地打量我,见我说中文,他便挥退了翻译官,直接和我对话:“尼庵?里面是什么人?” “年轻好看的中国女人。”我没有提加措,换了这种更容易懂的措辞。 补丁军官的表情告诉我,他听明白了。 我们进入这片土地之后,见到年轻好看的女人就会‘征收’,征收她们的rou体,怕征收她们rou体的事实败露,还会在征收她们的性命。由此,“年轻好看”成为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诅咒。 我没做过,我一次都没做过。 可我是日本人,是他们中的一员。 是向中国人开枪的机枪手。 我带路,中国兵跟着。 我一路奔跑,藏在军靴里的脚布满了血泡,黏黏腻腻破了又鼓,像一团通电的铁丝,每一步都变得又痛又麻。 左手边第一间。 门推开。 血腥味犹如毒蛇钻进我的血管。 “报告!”去检查了右侧房子的少年兵回到他的补丁长官面前,他眼里颤抖的泪珠终于震落,“女孩们都还活着!” 当然还活着。 中队长就在加措的屋子里,已经流干了他的血。 他的胸口、小腹分别中了枪,血点子大片大片溅在他身后灰黄色的墙上,简直像是他的影子。 中队长的二六式手枪在加措手里,他的手仍被粗重的铁铐束缚,乌铁上的血迹已经干涸,暗红色,像那铁铐原本的颜色。 加措的伤在头上。后脑边侧的位置,枪伤。 我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同归于尽的。 墙缝里的蟑螂不急不忙地露头,它个头更大了,从生着黑霉点的墙壁爬出来,一路往下,两条长长的红褐色虫须子摆动,重新确定好方向,转过身毅然决然地爬向门口。 稍后,更多的蟑螂沿着第一只爬过的路线,一同爬出大门。 我下意识地给它们让了路。 我注视着加措,还没等到悲伤的情绪涌上来,加措就睁开了眼睛。 他抹去流从额头流向眼睛的血,慢慢坐起来看我:“阿绵?” 在那一瞬间,我忽然相信了他的佛。 我们在两个月的关押后,被遣返日本。 我的军衔远不够上军事法庭的。我的父亲则是不等开庭,就绝食自杀了。 他把自己饿死那天刚好是神尝祭,我们祭祝丰收的节日。 继母随他而去。 处理好他们的后事,我再次去了中国。 找加措不难。 他挺出名,街坊邻里形容他:留一层薄薄的头发,发际线干净利落,皮肤颜色像刚熟的麦穗,穿一身火红的僧袍,是个到处跟人吵架的藏族和尚。 路过的信徒刚好听见那句“到处跟人吵架”,便急忙解释说,大师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是为讲经传法,怎么可能是吵架,那叫‘辩法’。 我亲自看了一场,觉着‘吵架’这词儿人家用得委婉了,加措应该是在骂人。 一个人对骂一群,时不时骂得好,骂到妙处,人家还会给他鼓掌。 我有时也会想起那间尼庵,想起小屋里被镣铐锁住的加措,想起抽屉里的82张军票,想起从墙缝爬出来的蟑螂。 但这件事似乎成为了我的伤痛,而不是他的。 他那样高兴,身上总是有着一种近乎野蛮的生机。 他不介意我跟着他。 我也从不闯进他居住的寺庙打扰他。 我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美国人开的铺子里修怀表——美国老板知道我是日本人,但他似乎并不太介意,而且也确实为我仔细地保密了。 表店晚上休息,我便和那群居士们一同去听法。 蒲团上暖烘烘,我躲在最后一排,一点头一点头地打盹。 睡梦中,我看见加措半跪在我面前,他的手从火红的僧袍里伸出来,轻巧地攥了一下我的手腕,便立即收回去。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周围空无一人。 我的手腕上多出一圈和体温相近的东西,是一串细小的珠子,高粱秆一样的颜色。 我开始对那串佛珠着迷。它闻起来极细腻,不知这种味道算不算香味的一种,或者说,它闻起来像个人。 这味道让我欣喜若狂。 我睡不着觉,去了店里把每一格展示橱擦得干干净净。 油灯昏暗,气氛安宁。 “咚”一声,玻璃门被推开,门下的风铃惊惶急促,美国老板醉醺醺地扑到我的身后,怪声怪气地念我的名字:“晴彦。” 他的手勒住了我的腰——之前他也会抱抱我或者亲两下,美国人礼仪如此,我从不觉着他是在动手动脚。 直到此时。 他把手放在我的臀部,告诉我不要动。然后威胁道:“我发个电报,说你是日本间谍,立马就有人来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