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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会带上那本没看完的石黑一雄的小说一同赴约。一坐下我就拿出小说，试图让文字通过视线走进我的脑袋里。然而这些字仿佛在走高空悬索一样样颤颤巍巍，总走不过来。看个两三页我就感到不耐烦，扔下书，坐着发呆。没什么可想的，也想不出什么。 这种生活进行了一个多月，又是一次约会的开头，我习惯性拿出书，翻开，看到折角所在的页码是七十四页，连全书的一半都没到。我忽然很不满意，不满意这种慢速，这种遥遥无期。 抬头瞥到对面的相亲对象，我没由来地打了个冷颤，莫名其妙察觉自己呼吸的缓慢。我惊觉自己成了一头驴子，腰上驮了超负荷的货物，怎么也走不动。一直想着能走多远走多远，却根本忘了回头看看。一看就会发现，我身边连个人影都没有，根本不知道身上的负重归属于谁。书被我扔在腿边，它已经自觉地合上，封皮上写着的“别让我走”早预示了我的困境。 我不想再假装了，我说。她头也没抬，撇了撇嘴，说，这样是最好的办法了，至少能拖个一年半载，催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再说我瞧不上你，或者你瞧不上我，都行。然后我爸再给我找下一个对象，你爸再给你找下一个对象，我们再用相同的办法拖延。 她看起来很聪明，也对自己的方法很满意。我问她，拖一辈子吗？ 嗯？她说，抽空抬头扫了我一眼，说，拖到我想结婚为止。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说，这样让我感觉脖子上悬了把刀，总有一天要死。她像听了笑话一样笑了起来，用一种刻薄的搞怪语调说，想想非洲饥饿的儿童，想想大山里吃不上饭的孩子，你会觉得你脖子上那把刀钝得跟羽毛差不多。她抬眼看向我的同时说，小少爷。眼神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几乎等同于直接说出来——她看不起我，认为我很幼稚。 我以前很怕这种感觉。我不管她丢过来的刺，自顾自地说，为了缓解这种害怕我就想能拖一天算一天。摆脱一种情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另一种更激烈的情绪掩盖它。反正我活得轻而易举，总有找到快乐的办法。过掉一天算一天，问题不解决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可现在我觉得这个方法烂死了，我说，没意思。明明是不想要的东西，却非得拿在手上才安心，只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个东西放在了我的手上，以此来证明我持有它的合法性。这种安心又不是什么真正的安心，像毒品一样上瘾。 我简直跟一头驴没有区别。因为是驴，必须驮东西，总得驮东西，不驮东西就不是一头好驴。以前有人跟我说过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够反抗生活，我那时候非常本能地排斥这种判断。 驴会反抗吗？别的不好说，能肯定的是驴反抗之后就不再是一头好驴了。我的恐惧大概就是源自对“好”的患得患失。但是我现在感觉当一头坏驴可能也坏不到哪里去。 我付了账离开，懒得关心相亲对象会怎么想我，或许能跟我心灵相通，或许认定我是个神经病，或许以为我讲了一段关于驴的绕口令，再或者我成了她记忆里唯一一个想当坏驴子的人。 第26章 此时此刻我几乎感受到了某种轰轰烈烈的氛围，仿佛我做出了什么伟大无比的举动。借着这股子劲头，这回赶在被我爸“制裁”之前，我主动打电话过去断了自己的后路。 我学到了他的开门见山，连句问候也没有，直奔主题。我告诉他我这辈子不会结婚，不会跟女人谈恋爱。就算我爱慕的对象不是楚悉，我说，也绝对是个男人，所以您别用他威胁我，没什么用的。我听到他的呼吸声，我知道吐出来的气息一定拖着一串严苛的话。我不想听，不听也知道他会说什么。 像我爸这种父亲都没什么创意，就那一套方法——从不浪费时间有来有往，只信奉等级严密的向下管理，不服从就制裁，不论要制裁的对象是别人还是我。他坚信他用大半辈子积累出来的资源有无限的力量，毕竟早就在别处验证过无数次。于是我抢在前面说，我知道您会怎么做，停了我的信用卡，把我扫地出门，再收回您给过我的一切。我全部接受，今天就搬出去。 我一口气说完，一秒未等立即挂断了电话。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加速狂跳，仿佛一颗在地上弹动的乒乓球，越是弹不起来，倒弹得越快。 “我是个自由人了”这个结论在我脑袋里响个不停。接着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熟悉的画面——望不到边际的农田、七零八落的矮房、灰扑扑的麻将馆和被斩断大部分的烟囱还有一堆黑白照片里唯一一张没发挥出彩色照相机能力的彩色照片。 语言和图像是一对一联动的，每个单词都有对应的形象，每个人的都掌握一套独一无二的词语画面配对库。此时此刻我意识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由”和楚悉的老家被我配成了对子。偏偏对他来说那里是最不自由的地方。 我认为自己长上了翅膀，想要飞一飞，自然而然地将他的家乡选为了目的地。我订了最近的一趟航班，三个小时后起飞，倒也不赶，反正没什么行李可收拾，只要安顿好家里除了我之外唯一的活物阿盖就好。 打开衣柜、储物柜、看向屋子里四处的陈设——只要能进入我的视线的物品仿佛都不属于我。我感到所有“我的东西”都有我爸的股份，驴脾气上头，一件也不想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