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法官 第474节

    蔡卞就问道：“轻刑可治乱世？”

    “这是唯一的答案。”张斐非常肯定地说道。

    蔡卞一愣，问道：“此话怎讲？”

    “我再重申一遍，法制之法是个人捍卫正当权益的一种共识。既然是一种共识，它就会有自我恢复能力，当大家都知道，法律已经恢复，我种田不会再天天有人来抢，大部分人就会回去种田，不会去当草寇，当良民成为多数，草寇就会变得更加虚弱。”

    “依老师之意，官府是什么都不要做，用老子的无为而治。”

    “玄机就在这里。”

    张斐道：“我方才说行军打仗用重典，这是可以的，且自古以来，对军队纪律的要求，一定是高于普通百姓的，这是一个常识。

    为何？因为他们有兵器，他的专业就是杀人，他们非常强大，军队一旦作乱，后果是不堪设想，这一点相信我朝是最有体会的。”

    不少人纷纷点头。

    宋朝就是从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了，对于将帅管控，已经严到快要自废武功的境界。

    司马光一看，这情况不对，大家不是来吵架的吗，怎么他说什么，你们还都赞成？

    这难道这就是说他们的话，让他们都无话可说？

    张斐又继续言道：“同理而言，官员呢？官员手握权力，那么对官员的要求，必然也是要高于普通百姓的。

    但是重典是往往伴随着强权，是要给予官员极大的权力，以及极少的束缚，这是不是本末倒置。

    再倒置过来就行了，治理乱世的关键，从来就不是重典治民，而是在于治吏，恢复法制之法，还是需要依靠官府去引导。”

    本来还在频频点头的老夫子们，听到这话，顿时就惊醒过来。

    好家伙！

    说了半天，原来是要重典对付我们？

    此子可真是狼子野心啊！

    叶祖恰似乎也感觉到背后的阵阵寒意，于是道：“依老师之见，当用重典治吏。”

    张斐道：“这我才刚刚说完，你就不长记性，百姓如此，官员更是如此啊？这要是重典治吏，官员贪一文钱，那不得将村里的人都给杀了灭口，这是很可怕的。

    宋刑统中很多律例都存有这种思想，你将人往死路上逼，多半人就会狗急跳墙，变成亡命之徒，你们将来若从事司法，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上官均立刻道：“那说到底就还是要看官员的能力和品行，而不是看法制之法，这就需要依靠儒家之法，道德品行上佳的官员，才能够治理好乱世。”

    老夫子们又面露微笑，此子要不是状元，那真是老天瞎了眼。

    治吏得用德，可不能用重典啊。

    张斐来到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木板前，用炭笔写上一句话，正是大宋的祖宗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这回他是轻轻敲着木板，“我朝祖宗之法，有暗示一丝丝的道德品行吗？”

    白发那边顿时射来无数道杀人的目光。

    本来是有的，就是你小子给坏了事。

    以前的祖宗之法，真是处处充满仁义，他们将太祖太宗的一些政策也都算在里面，全都是儒家的传统政策。

    一场官司打得这祖宗之法就变成了一句话。

    提起这事，他们就恨啊！

    张斐又道：“我方才就说过，对于军队、官员的约束，必然是要高于对普通百姓。可是道德品行是一种约束吗？不是！是一种自我修养，否则的话，就不需要法律，德治就可以搞定一切。这虽然不算本末倒置，德治还是能够起到辅助作用，但到底不是约束。

    而我们的祖宗之法，其实就包含了治吏之法，相互制衡，但是怎么制衡，记住，这是关键，是必须要建立在法制之法上面。

    是人去执法，这没错，但是要确保，执法之人亦受法监督。”

    上官均反驳道：“可到底法是死的，人是活得，法不可能主动去监督执法之人，还是需要人去监督。”

    “这个问题好，这就要提到我的专业。”

    张斐笑道：“那就是讼学。为什么朝中总有人议论，要废除讼学。很简单，百姓不懂法，但珥笔懂法。

    讼学其实就是我朝祖宗之法与法制之法的结合。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在设计制度时，要经过周详、严密的考虑。

    在朝中是用分权的方式，但是怎么用于民间？最好的方法，就是法制之法，捍卫个人正当权益。

    你有权抓我，但我也有捍卫个人正当权益的权力。一桩冤案的发生，跟上级没有利益关系，但是跟受害者却息息相关。

    儒家之法和法家之法都是要求上级管理下级，而法制之法，是追求百姓诉讼的权力，你们说那种方法更能够避免冤案。”

    法治和人治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对的，法治越强，人治就越弱，反之，人治越强，法治就越弱，但人治是不会消失的，法治是可以消失的。

    当个人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权力越大，社会就越倾向法治，反之，就倾向于人治。

    上官均道：“可上诉也是要去上级告。”

    张斐道：“你们先别管上级还是上上级，你们先回答，哪种方法更能够避免冤案。”

    蔡京道：“当然是法制之法，故此我朝才允许民告官。”

    不愧是大jian臣，就是会说话。张斐笑着点点头道：“事实就是如此，至于还是要去上级告么你们要明白，你不去告，与上级就没有太多的责任关系，也很有可能被下面的官吏蒙混过关。

    但你去告了，他就有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当然，他也有可能徇私枉法，但是，这世上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相对好的方法。”

    叶祖恰突然道：“百姓有冤情，可以上诉，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是否要通过珥笔去争讼，这个我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珥笔争讼不是为公平正义，而是为了谋利，有些珥笔心术不正，为求谋取更多的利益，将一桩简单的官司，变得非常复杂，不但冤情更甚，同时还徒增官府的消耗，尤其是在财政困难之际，这反而会因小失大，令许多冤案搁浅，又何尝不是一种本末倒置。”

    “说得好！”

    张斐笑着点点道：“这就是为什么法家能够让秦国统一六国，但我却让大家引以为戒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三百五十六章 不可逆

    这说了半天重典，突然又回到兴秦之法上面。

    这本也是此堂课的题目。

    按理来说，这也是应该的。

    但是这个转折令大家感到十分意外，尤其是富弼、文彦博等人。

    因为重典是法家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那么反重典，就是反法家。

    而张斐对于重典的那番辩诉，是深得不少人认可，那就辩论而言，应该是从那里折返回来，是更优的选择。

    不曾想，张斐却选择讼学造成官府消耗的这个论点给折返回来。

    别说那些学生，富弼他们都是面面相觑，这二者有何关系？

    关键减少官府治理成本，这是法家的优点啊！

    王安石本来就是要拿这个点去跟张斐辩论的。

    宋朝就是面临这个问题，恰恰也是因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导致整个行政机构变得非常臃肿。

    制置二府条例司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权益之计。

    但新政仍旧面临这个问题，反对派太多了。

    王安石是情不自禁地问道：“此二者有何关系？”

    张斐故作一愣，然后诧异地看向王安石。

    王安石竟被他看得有些心虚，赶忙解释道：“真是抱歉，我无异打扰，只是对此感到困惑，你们继续上课。”

    蔡卞立刻道：“王学士之言，亦是我们所惑。”

    张斐点点头，没有过多计较，他也知道拦不住，但必须要施加压力，否则的话，又会争吵不休。

    他沉吟少许，“在春秋战国时，孔子周游列国，为何儒家始终未得认可？如果采纳孔子之学，又能否成功？”

    大家面面相觑。

    叶祖恰摇头道：“恐怕不能。”

    “为何？”

    张斐问道。

    叶祖恰答道：“儒家是讲德治，此需教化，教化又需时日，而当时的情况，各国相互攻伐，未有喘息之机，秦国启用商鞅之前，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儒家自然难以得到重用，即便重用，也难以成功。”

    上官均补充道：“可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百姓深受教化，哪怕改朝换代，儒家思想依然是深入人心，可见只要给儒家时日，法家是不敌儒家。”

    蔡卞道：“此言差矣，秦国能够成功，那军功制是功不可没，没有田地奖励，秦国士兵自不会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可田地是从何而来？不仅仅是依靠占领他国土地，更多是从秦国当时的贵族手中得来的，此也是法家之功。

    而儒家是以忠孝仁义立国，是要维护那些贵族的权益，即便儒家教化成功，也无田地奖赏士兵，在武力上面，是绝非法家的对手。”

    王安石一眼瞧中此人，这不就是我要的人才吗？

    上官均哼道：“田地总有奖赏完的一日，而仁义则是绵绵不尽，你赢得了一时，也赢不了一世，事实也证明，法家就只赢得一时。”

    蔡卞道：“生死存亡之际，这一时就是一世，凡事还是要审时度势，不能拘泥守旧。”

    二人是针锋相对。

    其实他们争论的也是法家和儒家的一个主要矛盾，法家是追求不断地发展进步，而儒家则是追求效仿圣人，比较守旧。

    但这已经是老生常谈。

    故此后面那群那群老夫子，看得很着急，你们怎么自己争起来了。

    呀呀呀！这小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挑起儒法之争，好让他的法制之法从中渔翁得利。

    严复他们正欲制止时，张斐竟然先开口道：“你们这些回答，其实都没有问题，都是对的，但是这也充分反应出，你们的儒学可真是学得一塌糊涂。”

    嗯？

    教室里面顿时安静了下来。

    你说我们律学不好，那也就罢了，竟然说我们儒学一塌糊涂，关键你张三凭什么这么说？

    蔡京问道：“老师为何这么说？”

    张斐反问道：“儒学是承？”